1979年2月，北京人民大会堂后台灯光映在地板上，暖黄而紧张。工作人员匆匆来回，脚步声与管弦乐的调音混作一片。离正式开场还有半小时配资交易，李光曦已经换好礼服，在镜前轻轻哼着音阶。他那把男高音，几乎可以在嘈杂里直接穿透乐队。
半年前，“《祝酒歌》请李光曦来唱”这句话已成晚会策划的惯例，可这次导演提出新花样。导演递过一只晶亮的高脚杯，里面倒了半杯红酒，俏皮地说：“端着它上台，效果立刻活。”李光曦握着杯脚，眉头轻皱，“端杯子唱歌，万一失手呢？”导演摆手：“放心，中央几位领导在台下，他们也想看看不一样的《祝酒歌》。”短短一句，让事情变得分外微妙。
李光曦出身军艺团，舞台经历算得上丰富，但他清楚，大礼堂里坐着的人身份特殊，任何即兴都要拿捏分寸。他在后台反复练了三个动作：举杯、点头、迈步；只有这三点，省去多余夸张，保持歌声和礼仪的均衡。几分钟后，主持报幕，灯光暗下，一束追光从天而降。
乐队奏出前奏，弦乐轻扬，铜管浑厚。李光曦右手持杯，左手自然下垂，向观众迈出第一步。他的声音一出，全场气息似被拉直：“让我们举起杯，斟满这一杯……”男高音明亮，却不刺耳，像刃口锋利却涂了蜡。观众席里不时有轻快的手指敲拍，有人伴着节拍轻晃肩膀。李光曦边唱边缓缓移动，杯中酒液折射台灯，闪出小小红光。他在副歌处举杯，微微前倾，像与千人同席。
歌曲不过三分多钟，但紧凑的和声与他的高音推到最后一句时，掌声已先于尾音爆发。刚收住最后一个音，他下意识向台下鞠躬。就在这时，第一排左侧出现一个起立的身影。灯光不够，李光曦眯眼辨认——李先念同志。这一瞬，心口猛跳，“坏了”，脑海闪过无数可能：是不是动作过火？是不是歌词被误听？端杯究竟合不合场合？
李先念先是整了整衣襟，然后带头鼓掌，手掌落点沉稳有力。掌声蔓延，逐排传递，几乎盖过返场口号。李光曦这才稳住气息，暗自吐出一口气。退场前，他仍举着那只半杯酒，对李先念点头示意。有人听见他边走边低声嘟囔：“真把我吓出一身汗。”
晚会结束后不久，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实况。那晚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地收视占比破了全年记录。接下来几周，电视台邮袋几乎塞不下信件，据不完全统计，观众来信超过十六万封，留言最多的还是“李光曦的《祝酒歌》有新鲜劲”。有意思的是，不少观众在信里附了自己家的酒杯照片，表示要跟着电视学着“举杯三步走”。
“祝酒歌”本来就热，这一下彻底焊在李光曦的日程里。无论首都体育馆还是边陲小城的礼堂，只要主持人喊到他的名字，总少不了“能不能来一首《祝酒歌》？”面对点曲，他从不推辞，哪怕刚唱完另一首大段咏叹，也会马上调回原调。“观众要听，就得给够。”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行话。
多年以后回忆那晚，他对朋友说：“举杯唱歌其实并不重要，关键是别让观众觉得形式抢了声音。”看似随口，却道出舞台艺术的根本。他的那只高脚杯后来留在家里书柜，每次有后辈来请教，他都会把杯子递过去：“握稳了，唱准了，再谈花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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